黄河文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2019 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黄河文化地位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进行了专门的概括。这两个重要讲话，是我们研究中华文化、黄河文化的重要指南。在中华文明的框架内研究黄河文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文化的重要论断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就是因为黄河流域在历史上中国最高光的时刻始终都是国家的政治、文化核心所在。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历史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从多层面、多角度对黄河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论断之一：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

黄河流域涉及中国东中西部9省（区），除四川之外，这一区域有着当代发展明显的差异。其不仅有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山东省，也有基于中间部位正在奋力发展的河南、陕西、山西，也有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这样的多民族地区，生态保护责任非常大、发展任务比较重的西部地区。其中，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历史上都是文化发达、政治核心，代表中华历史文明最高水平的地区。而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及四川西北角，是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地带，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黄河流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区、遗产保护的重点样板区、文旅融合的最佳示范区，也是国家确定的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承载区。因此，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意义。

黄河与长江之所以在哺育中华民族、孕育中华文明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中，有山西西侯度人类早期遗存达243万年，重庆巫山人年代达201万年至204万年，云南元谋人180万年，陕西蓝田人110万年等，反映了黄河与长江都有早期人类分布。在万年文化史上，郑州新密李家沟遗址是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性代表，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过渡性代表，距今10500年到8600年。以郑州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反映了农耕文化发展到新的阶段，距今9000年到7500年。类似的发现还有浙江的上山文化，距今11000年到8500年。与裴李岗同时或略晚的有山东的后李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陕甘的老官台文化、东北的兴隆洼文化、浙江的跨湖桥文化等。这些都从一定侧面反映了黄河与长江流域在哺育中华民族、孕育中华文明方面，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论断之二：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考古发现已经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在中原地区发现了仰韶文化的邦国（古国）遗存，包括豫中地区的大河村—双槐树邦国、豫西地区的庙底沟—西坡邦国、豫北地区的后岗—西水坡邦国、豫南地区的下王岗—八里岗邦国，从山东、内蒙古、甘肃、青海、山西、陕西及河南，形成了一个大的仰韶文化联合体。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东北的红山文化、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等，均出现了文化高峰、文明曙光。以河南为例，这些聚落遗址均有了新的变化：一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所出土的彩陶上的花卉图案被专家誉为华夏族的图腾；二是出现了郑州西山那种带有城垣的聚落或双槐树那样带有环壕的超大型聚落，以及灵宝铸鼎原那样的聚落群；三是在郑州大河村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发现了地上的排房建筑，在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了面积达500多平方米的特大建筑；四是在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带有龙虎图案的M45（45号墓），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以上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社会复杂化程度提高，政治分层明显，聚邑的分层进一步强化，文明曙光显现。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带有城垣的聚落在河南、山东大量出现。浙江良渚遗址出现了向心式三重结构的城市布局、陕西石茆出现了石制城垣、石砌院落、石砌通道、石人面像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山西陶寺遗址发现有类似于天文台的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城内分区明显的城垣聚落。二里头遗址多被学界确定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其城址规模庞大，呈网格式布局，分布有宫城区、祭祀区、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发现了最早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基址群，中国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一批青铜容器，以及以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铜牌为代表的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

从夏代开始，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长期布局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以西安（长安）、洛阳为代表的双都政治格局，以及以洛阳为轴心的长安—洛阳—开封东西排列的古代大古都轴线。其中，夏代都城有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帝杼居原（今河南济源）、老丘（今河南开封）、桀都斟鄩（今偃师二里头）等。商代都城有汤居亳（今郑州商城）、仲丁迁隞（今郑州小双桥）、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殷墟）、纣居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等，这些地方大多在河南。西周设宗周（今陕西西安），又设成周（今河南洛阳）以作为行政统治中心，东周则迁都洛阳。秦都咸阳（今属陕西），西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都洛阳。三国魏都洛阳、西周都洛阳。北朝时北魏都洛阳，东魏与北齐都邺（今河北临漳）、西魏与北周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隋都大兴、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隋后期政治中心移往洛阳，唐代定都洛阳，武周时称之为神都。五代时，除后梁、后唐、后晋定都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均定都开封，至北宋称“东京”和金都开封。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12世纪，中国历史上除个别割据政权在南京，大部分时段以及大一统王朝建都在黄河流域，形成中国古代都城的“黄河时代”。

论断之三：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从黄河干流地貌形态考察，在黄河上游形成了弯弯曲曲的黄河主河道，形成了龙腾虎跃般的黄河主河道流向，不但在上中游有“几”字弯，形成了少有的由南北转向东西大的河道变迁。无论其一路向东、勇往直前的磅礴气势，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塑造，均具有启迪意义。无论是壶口跌宕起伏的磅礴气势所展示的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还是“鲤鱼跳龙门”逆流而上所展示的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还是三门峡“中流砥柱”所展示的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均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论断之四：“黄河宁，天下平。”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大禹治水开启了国家建立的大幕，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史记·夏本纪》：“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洪水，不是某条河流的泛滥，而是全方位的洪水汇聚，对当时天下所有的部族构成了威胁。《史记·夏本纪》：大禹受命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治水贡献极大，《吕氏春秋·爱类》载：“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在治水过程中，大禹在诸多部族中有了崇高威信和绝对权威，将禅让制改为家天下。这样，夏王朝正式诞生，古代文明正式形成了。

在历代的治国过程中，治水活动成为帝王关心的重大事情。汉武帝曾亲临堵口现场，成功指挥了黄河“瓠子堵口”。清康熙皇帝日夜操劳，将“河务”作为当政时的三件大事之一，时刻提醒自己。他还委托第四子胤禛（雍正皇帝）亲临黄河堵口现场，堵口成功，为大清奠定良好根基。只要关注历史，就能明白治河一定是国家治理中的大事，治河成功也是国家成功的标志。

论断之五：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黄河流域的特殊地理条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以都城为代表的政治中心，从而也决定了黄河文化在诸文化中的引领作用、标志意义、核心地位。

一是根文化。中华民族的源头是“三皇五帝”，三皇五帝的主要活动地就在黄河流域。燧皇墓在商丘，伏羲陵在淮阳、故里在天水，炎帝故里在陕西宝鸡、山西高平，黄帝故里在新郑、陵在陕西黄陵，颛顼、帝喾墓在内黄，尧舜遗迹在山西、河南、山东均有分布。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是以黄河流域为主要的活动地。中国文化的源头是“河图洛书”，由伏羲“画八卦”衍生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阴阳太极理念。伏羲在河洛汇流处感悟而形成了太极思想，这些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更多的遗迹。考古发现也可以找到更多的遗存，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已形成了最为完整的文化谱系，反映了先民在这里长期生存，尤其是在仰韶文化时期，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大面积的广域文化区域，这一时段和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相对应，反映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原初显光芒。

二是魂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根系在黄河流域，无论是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中国的诸多文献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这些传说广泛流传在中原地区、这些文献思考创作在中原地区，不但成了黄河文化的精神贡献，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魂脉，使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印记。

黄河文化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从黄河流域的史前发现来看，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上，有西侯度、蓝田、丁村、南召、孙家洞、织机洞等重要发现。在万年文化史上，黄河流域尤其是中游地区文化谱系连续不断，河南形成了李家村—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新寨、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的文化发展链条。夏商文化和文献中的夏商相互印证，西周开始在洛阳地区成为以都城为代表的政治中心。周、秦、汉、唐、宋，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形成了西安、洛阳两大政治中心，代表了当时世界文明的发展高峰，形成了独有的世界文化高地，长时间引领人类向更高的阶段迈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这种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不断进取，持续发展。从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看，在山西西侯度遗址发现距今180多万年的人类最早用火痕迹，人类用火是早期人类社会最大的进步。距今9000年到7500年的裴李岗文化，尤其是贾湖遗址，不但发现了世界最早的栽培稻，发现了作为最早家畜的猪和狗的骨架、世界最早的米酒以及世界最早利用蚕丝的证据，还发现了世界最早的以骨笛为代表的成批管乐器、最早的汉字符号，最早的太阳纹饰所表现的太阳崇拜的物证等。可以说，在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中，这种创新性随处可见。历史上，最能体现东方文明重大创造的就是“四大发明”。指南针，西周初年在确立“天地之中”时需要“辨方正位”，就已经掌握了这样的技术。东周时出现了最早的指南针司南，《鬼谷子》《韩非子》都提到“司南”，这是郑韩之地的发现。北宋时才有了真正利用人工磁化技术制造的指向器，北宋大臣曾公量和丁度在当时的京城开封编撰了《武经总要》，详细介绍了指南车的原理。以上表明指南针的发明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造纸术的发明，文献记载，就是在当时的东汉都城洛阳，蔡伦受命发明纸张，这就是著名的“蔡侯纸”。实际上，在西安西汉古墓中发现了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为原料制成的西汉麻纸。东汉蔡侯纸比麻纸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且降低了成本，也就迅速在各地推广开来。印刷术实际上是一种文字或图画的复制技术，其发明不仅与古代印章及传拓技术的发展有关，也与纸张的发明有很大的关系。西安发现了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佛教经咒印刷品。北宋都城开封成为当时的雕印中心，并由毕昇对传统印刷术进行了改良，形成了新的活字印刷术。火药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炼丹活动。北宋时期，火药在军事上得到了应用。在当时京城设置的军器监，有专门的生产力量和储存场地。此外，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新、文字的演进上，都体现出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在东亚大陆以黄河、长江为主干的江河文明体系下，历史的发展在统一和分裂的内生系统内交替运行。一是统一始终是大趋势，也是主流趋势。一切有担当、有声望、有能力的历史人物都会将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早在上古时期，最有作为的“上上圣人”，都是以整合而著称的。无论是沿袭庖牺号的部族首领，还是以炎帝名号的部族首领，尤其是黄帝在对相关部族进行整合后，直到大禹时代形成了全新的政权体系。夏商周时期作为广域王权的政权架构，实现了一定范围的整合和统一。秦朝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王朝体制，郡县制成为政区主要基础，奠定了中国一统天下的基本格局。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统一王朝时期。从秦汉、隋唐到北宋，天下统一与文化逐渐向更高层次发展成正比。二是分裂的时段越来越短，越来越不具备更大的破坏性。中国分裂时段最长的是南北朝时期，当然也是民族融合的最重要时期。其后虽然有五代十国这样的一个分裂时期，但时间段明显较短。以后虽有若干政权的对峙，也有短暂的分裂，但是统一是主流。三是统一呈现的两重性。在汉族与其他族群统合的博弈过程中，其他族群主动整合的自觉性越来越强烈。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北方统一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形成了更具影响力的王朝，使中华文明具有更多的鲜活色彩。此外，更多的游牧民族更加认可汉族为代表的华夏体系，形成了最具特色的“黄帝认知体系”。匈奴人号称“黄帝的别裔”，类似情况较多。这也反映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华夏化成为趋势，中华文明的认同持续强化。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定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包容性是中华民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前行的根本所在。包容性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族群之间的包容与融合。早在上古时期，炎黄二帝就是在包容的基础上实现了最早的融合。《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不仅对蚩尤坚决斗争，而且最大限度包容炎帝，“合符釜山”，实现了炎黄二帝族群的大联合。大禹治水也涉及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融合，而其根基在于包容。从华夏族到汉族，中华民族主体骨干均是在包容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不断壮大，不断求得文化上的认同，包容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二是宗教文化的包容。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国教，佛教是从印度东传而来。历史上，在佛教东传及在中原地区的本土化过程中，尽管佛道两教有过矛盾，有过斗争，但在中华文化大熔炉中，没有发生西方那样的宗教战争，佛教本土化，道教规范化，两者取长补短，相互包容，共同发展。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和平性的本质是“中和”“中正”，这是一个长期由中华文化浸润而成的中国人所抱持的为国为人的基本理念。《尚书》中有“允执厥中”，《周礼》中有“天地之中”，《清华简·保训》有“救（求）中”“得中”。这些由“中”到“和”的观念中，“中”的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是双槐树遗址中中轴线的雏形，二里头遗址中最早的城市轴线，还是“天下之中”的方位均衡，“天地之中”的“阴阳所和”所体现物体的均衡，“风雨所汇”的气候适中，均强调“中”观念之下的均衡。由“中”而“和”，由“和”而“平”，在国际交往中，和平成为基本的准则。中华文明的和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总之，我们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第二个结合”的高度，来认识黄河文化，探寻中华民族凝聚强大力量的内在基因，牢牢把握时代的发展方向，在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吸纳世界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转自《黄河 黄土 黄种人》2025年3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