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黄河，可从黄河本身谈起，如水源、水质、水文环境、水利工程等，谈论这些内容，我们更多采取科学的态度，因为我们将黄河作为研究对象，而作为研究对象的黄河既是自然的、实在的，也是经验的、客观的。除此以外，我们还可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讨论黄河，在这个意义上，黄河不仅是实体性的、对象性的存在，而且是精神性的、主体性的存在，关于“黄河文化”的研究与考察即立足于此。

我们眼中的自然世界，主要由陆地和水域两部分组成。就水域而言，又可分为江、河、湖、海。在古人看来，海洋是神秘的、未知的，河流与人类的关系则是亲近的、持久的。古人用肉眼观察世界、用心灵感知世界，今人则不同，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不仅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探知水分子，而且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个水域的轮廓。当我们从高空俯视地表时，河流和陆地的界线可谓十分明显。综观世界上的各大河流，可知它们大多呈碧绿、青蓝之色，而唯有黄河多数时候呈浑浊之象、浑黄之色，可一眼识别之。从地理上讲，识别了黄河，便是识别了中国。

黄河文化总体上可说是一种内驱的、稳定的文化形态，之所以如此，乃与其周边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有关。历史上，黄河流域以北皆为戈壁沙滩，以东则是汪洋大海，西南则是丘陵盆地，如此一来，黄河流域连同整个北方大地便长久地处于隔绝与封闭的境遇之下，这既是黄河之水的命运，也是北方大地的命运。总体而言，隔绝与封闭的境遇一定是弊大于利的，但幸运的是，我们较早地把握到了自身的命运，即隔绝与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于中国古人、华夏民族的生存契机，具体来说，就是生存层面的自我保全、生产层面的稳定发展、生活层面的和谐共生。后来，黄河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改道，这使得黄河流域在空间上被极大地延伸了，黄河文化的影响范围与总体气象也被极大地拓展了。尤其是在与巴蜀、吴越、楚湘等地域文化形态的交互过程中，黄河文化的内涵获得了极大的丰富与提升，可以说在稳定性、内驱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些流变的、激情的文化因素。

研究黄河文化，除了切近黄河之本体，还要立足文化之本位。倘若我们将“文化”一词拆开来看，便可知晓其中之奥义。从词源上讲，“文”更多指向本义、历史义、思想义，“化”更多指向引申义、现代义、创造义。《论语·雍也》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将“文”与“质”相对，这使得“文”成为君子、德性的代名词。墨家从“实用”“实利”的角度出发强调“实”的必要性，于是在儒墨对峙的思想局面下，“文”又与“实”相对而成为一组概念范畴。汉代以后，人们对于“文”的理解更为遵循《礼记》的说法，即“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曰“文犹美也，善也”，“文”的内涵从此也就固定了下来。显然，“文”的本义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确认、被印证的，其中儒家的贡献最大，其在思想上明晰了“文”的内涵，使得“文”与君子、德性、真善相连，彰显出“人文化成”的价值意义。

与“文”相比，“化”的含义要宽泛一些。《庄子·逍遥游》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逍遥游》所论“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大概是我们目前所知最为精妙的一种关于“化”的解读。这里的“化”包含创生义、创造义。后来儒家又将“化”的含义延伸到“教化”之层面，如《中庸》所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以及“赞天地之化育”。“文”与“化”的连用，最早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有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选》亦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自此以后，“文”便与“武”对举，所谓“文治武功”，“文”更注重人、文、教、化，而“武”更注重质、朴、野、力。在中国文化史上，“文”的观念地位始终高于“武”。直至近代，“文化”的概念范畴才被进一步转化和扩充。

在现代社会，“文化”一词的使用可谓十分广泛，当然，这也意味着“文化”这个词的意义正在不断泛化。近代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数不胜数。康德认为，“文化乃是人作为有理想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效的创造”。泰勒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来说，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惯的复合的总体”。倘若归纳前人关于“文化”的诸多定义，或可知晓“文化”的基本内涵。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更多关涉人类生活之精神层面。文化的主体是精神性的，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理论化、抽象化的。文化之所以存在，一定与人有关、与人的历史有关，也一定有它的现实载体。文化基本上可分为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两种。以黄河为例，其自身直接呈现之文化现象、文化内容，即属于物质文化，如黄河水、黄河石、黄河石林等；围绕黄河间接延伸出来的文化产物、文化效应，即属于非物质文化，如羊皮筏子、黄河号子等。

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讲，“文化”一词的内涵其实来自《周易》，即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提到的“天文”“人文”，与我们今日所说的“天文”“人文”有所关联，但内涵其实不同。《周易》关于“天文”“人文”的界定对于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是有意义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所谓“文化”一定是凝结在物质中但又区别于物质本身。即便有些物质能够以其独有之方式来显现自身，但它终究不能“说话”、不能“思想”，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论及“文化”，就一定有“人”的介入、有“人”的思维或智慧的参与。换言之，人类基于自身已有的知识来理解物质对象和自然世界，并在理解与认识的过程中与物质对象、自然世界建立起一种较为稳定的、持久的关系，“文化”就在这样的关系中被建构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明确两点：首先，文化一定是经过提炼、升华的存在，因此简单的知识与常规的经验只是文化的前提，而非文化的核心；其次，文化是需要被揭示、被显现的，所以语言、文字乃至声像、器物往往成为我们了解文化、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

“文化”在很多时候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黄河文化即是如此。《山海经》所谓“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可谓关于中华“水”文化的较早记载。昆仑山的位置在地理上较为清楚，即现今新疆、西藏两地之交界。《山海经》以昆仑山为“神山”，将其判作西王母之住地，后来《穆天子传》在此基础上杜撰了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神话故事。然而，这里的“河”是否指代黄河，在学界颇有争议，因为对于此“河”的判定，直接关系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这一说法的可靠性。然而《山海经》毕竟不是纪实文学，因此“黄河水出于昆仑山”的说法似乎难以被确证。而今，越来越多的地质考察表明黄河之水的源头当在青藏高原，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认为“昆仑之丘……河水出焉”一语指向黄河水与昆仑山的渊源关系，则此说显然是不客观的，但如果此“河”不指黄河，则可将其看作上古时代的山水隐喻，认为其意义更多在于引导华夏先民探问自然之道，而非水文考察与实地求证。

若对先秦传世文献加以检索，便知“黄河”一词并不存在，但彼时黄河的地理形态已然生成，黄河与中国古人的生存关系也已结成。由此可见，诸多文献、典籍中所称之“河”大多指向千百年来流经华夏大地之黄河，亦即我们今日印象中、观念中、视野中的黄河。秦汉以来，或因黄河之浑浊程度逐渐加重、黄河之形态特征愈加明显，“黄河”之称谓开始得到推广并为后世所接受。《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高祖即位8载，天下乃平，论功封侯者100多人，这条文字即封爵之誓词，大意是即便有朝一日“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封地与爵位亦不改变，换句话说，这封地与爵位比黄河、泰山还要稳固，将与大汉天下一同永存。《汉书》作为汉代的官方史料，其内容之权威性、有效性是可以确保的，此处又以“黄河”“泰山”并举且用来说明帝国封爵一事，可见“黄河”之称谓至少在汉代是获得官方认可的，已然具有一定的接受度。“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这一记载亦可看作“黄河”一词在中国古代传世文献中的最早出处之一。

李白《将进酒》叹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源头上讲，黄河之水起自巴颜喀拉山，然后一路奔流而下，途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终汇入渤海。《汉书·地理志》载曰：“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可见黄河支流众多，水系发达。黄河之所以会“黄”，乃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有直接关系。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稀少，每年夏季降水量增多时，就会导致水土流失，巨量的泥沙进入黄河。从文明演进的角度讲，黄河、黄土、黄皮肤既是人与河流、人与土地交互的结果，又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会通的结果。河流之“黄”、土地之“黄”与人种之“黄”在历史的变迁、文明的演进中展现出了统一的气象与和谐的美感。

黄河对于中国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其深远之影响可以说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这既体现为我们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又体现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审美观念。简言之，黄河文化既反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也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尤其是中国古人，当他们面对黄河时，往往更能反求诸己，发现内在之自我；当他们与黄河之水共存、与黄河之水“对话”时，对生命世界的感知会更深刻，对自然世界的感受会更丰盈。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所谓“文化”一定是对某一群体所特有之存在方式的真实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黄河文化勾画了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显示了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从功能与价值上讲，黄河文化一方面协调、统合了我们的角色、身份，另一方面也联结、融会了我们的思想、情感。通过黄河文化，我们对自己作为中国人、作为华夏民族一员之角色、身份有了更深、更强的体认；通过黄河文化，我们得以在同一场域下追忆往昔，得以在同一场景下自在沟通，在思想和情感上连成一片，携手共进。向后看，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具有相关的生活记忆、相似的生存经验、相通的发展命运；向前看，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在未来有着相同的现实场域、相符的价值理念、相近的行动方向。而无论是向后看还是向前看，黄河总是联结、融会着我们的文化生命，亦见证、支撑着我们的生活轨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黄河文化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既具有向后的历史承载性，又具有向前的命运导向性。

文化研究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横向，二是纵向。横向研究强调空间意义上的共时性，纵向研究强调时间意义上的历时性。关于黄河文化的研究即可从共时性与历时性这两个维度来展开。从共时性的空间角度讲，黄河所流经的地域往往都有不同的文明形态与文化样式应运而生，如旧石器时代的“蓝田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正是顺着黄河的流向不断探索，从而开辟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发展与文明演进之路，换言之，黄河之水提供给人类的无疑是一份巨大的能量、一种充沛的生机，其中既包含着存活下来的智慧与勇气，也包含着活得更好的动力与希望。有了黄河流域的稳定水源，农业就有了发展的机会，农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劳动力与创造力，农具与铁器随即得以产生。有了稳定的水源，不仅人类的生存有了保障，动物、植物等其他生命体的存活概率也都大大提高。如果遇到强大一些的动物，那便是人类的不幸，为了生存，人类只能选择被动躲避或主动抗击；反之，如果遇到弱小一些的动物，那便是这些动物的不幸，同样是为了生存，人们或以它们为食，或驯化它们使之为自己的生产、生活而服务。由此可知，诸如黄河流域之类的稳定水源、悠长水域，也会使长期生活在这片水域旁的人与他者、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结成一种稳定的、绵长的生态链、生态圈。在这样的生态链、生态圈中，除了有形的物质与物象外，还有无形的精神与情感，这些外在或内在于人的事物长久地发展、演变下去，就产生了属于它们自己的文化。黄河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即属于其中的一种，因为在更高的维度上，我们会意识到黄河水、黄土地、黄皮肤已然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的价值主体不仅仅是“黄河”，也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之“人”、普遍意义上的大写之“人”。